（2012年1月14日《星島日報：來論》現時，全港大概16萬名精神病患者當中約有15萬留在社區，2010年3月底比3年前的增幅是14.4%。每年新症數目接近3萬。如果這個增幅是經濟增長的數據，相信特首一定得到中央領導人大力贊許。可惜，好遺憾，這個是香港精神病患者看醫生增幅，所以政府只會視而不見。

2009年元洲街精神病病發男子斬死3歲幼童後，特首急就章宣佈全港推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。一年後葵盛東邨事件後，醫管局推出了5年精神健康服務計劃，但其實只在醫管局的工作範疇內「自己做自己嘢」；見現時政府部門在精神健康政策方面，各自為政，完全是回應，沒有長遠規劃。

一直以來，香港處理精神健康服務都是以「醫療模式」，或稱「個人發展模式」為主，因此大部份資源都放在治療、訓練和康復上。雖然1995年《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》已列明了一些「社會模式」方向，但政府推出的工作內容，至今仍是針對康復者個人為主的，著重的只是「回歸社會」，而不是做到「社會共融」，反映政府一貫的思維是把責任歸咎於當事人，從來沒有嘗試透過改變社會的環境，及大眾的態度來促進社會共融，締造一個「精神復康友善」的社會。

讓我們再看幾組數字。近年年輕求助者較過往上升約一成，主要擔心「學歷唔夠」、「工作唔穩定」，「買唔到樓」或「家庭困擾」等。2011年第四季，先後有5名10至14歲的學生，墮樓身亡或割脈自殺。失智症患者人數已增至10萬以上，照顧者承受巨大壓力，身心俱疲，有人更因此患上抑鬱症。早前研究發現15.9%香港人有睡眠問題，兩成市民平均每周失眠兩至三次；眠會引起「抑鬱暴躁」或「焦慮緊張」，自殺傾向也較一般人高。

明愛服務數據顯示，八成三受輔導主婦因賭博導致情緒不良，超過一成因賭博問題離婚或分居，近三成曾經有自殺念頭。浸會大學研究指有部分港人會以「蝗蟲」等負面字眼來冷嘲熱諷新移民，令他們飽受精神壓力。可見社會環境對精神健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教育、醫療、社會服務、新移民適應、社會歧視、婦女問題、賭博問題、人口老化、以至環境保護、標準工時等，都是影響市民精神健康的方方面面。政府沒有一個整全的想法，只會不斷架床疊屋地推出很多新服務，資源花了不少，但卻未能根治問題；受害的卻永遠是基層市民，也不斷製造悲劇及無辜的受害者。

社會上要求訂定精神健康政策，是看到精神健康問題並非單單一個「疾病」的問題，也不單單是一個「治療、康復」的問題，而是一個「社會結構」的問題，涉及政策理念、資源分配的方式及政策範疇的統籌機制，亦即從教育、預防、治療、復康、就業等各方面有統一的政策全面配合，亦要打破現時政策部門各自為政的局面。